中芯国际内斗的背后

　　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业务转型对于公司内部管理的冲击，燃油车企往往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，内部盘根错节，与供应商之间也有深刻的利益绑定，某一个生产研发环节的改变，很可能意味着利益链条的重新分配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带领诺基亚走向巅峰的前 CEO 约玛·奥利拉（JormaOllila）曾在自传中回忆过 iPhone 问世时的情景：他召集 12 名高管谈话，问他们对 iPhone 的看法。其中 2 人认为 iPhone 不构成严重威胁，另外 10 人都觉得不能低估 iPhone。

　　但诺基亚以业绩为中心的管理体制限制了这艘大船的掉头，比起外部环境的变化，高管更担心不能实现自己的季度目标，这种心态又传导到中层，使得奖金与销售数据挂钩，进一步阻碍了公司的转型。

　　奥利拉在书中反思说：我们都知道问题所在，但内心深处却无法正视现实。公司大型计划仍持续进行，我们应该关注长远前景时，却只检讨了下一季度的销售预测。

　　03. 生态：形成新利益群体

　　2005 年谷歌进军手机操作系统时，一个重要措施就是：开源，吸纳更多力量。而差不多时间，中国移动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，但却因为集成了 139 邮箱等移动特色产品，遭到了其他运营商的冷落。而闭环的苹果，之所以能快速普及，也离不开其背后丰富的中国电子供应链、全球应用开发者。

　　取代诺基亚的是苹果、安卓，但踩在诺基亚尸体上的，却是一批批产业链企业。而燃油车和手机，在供应链上也有极其相似的一点：高度分工专业体系下的封闭模式。

　　在汽车工业体系中，主机厂更多扮演得是“系统集成商”的角色，下面有一二级供应商严格按照按照分工专业化模式展开，比如汽车电子领域，博世、德尔福、大陆这几家瓜分完毕。汽车的研发、生产过程中，大部分增值活动发生在一级和下级供应商处，汽车成本的 70% 左右来自供应商[5]。
 

　　记者：大使先生是说瑞典人对中国的看法比民调结果更积极、正面吗？

　　桂大使：我通过自己的接触，了解到瑞典主流民意对华友好，都主张扩大对华友好交流合作，而不是相反。我们希望瑞典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够代表和反映社会主流民意，而不是依据美国某个媒体、机构出于自己的需要在特定圈子里搞的民调。比如，我现在问你和你的同事是否主张对华友好合作，我想你们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。

　　记者：目前瑞典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很冷。有报道说大使先生本人曾有 40 到 50 次被瑞典外交部召见，是目前大使被召见次数的最高纪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
　　桂大使：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不准确的说法，是会见而不是“召见”。一开始我就说了，大使的使命就是代表国家促进与驻在国的友好交流合作，这需要广泛接触驻在国各界人士。我同瑞典外交部的同事见面、交流、沟通多，这是好事，这正是大使的使命所在。实际上，仅 2018 年我同瑞典外交部同事会见就有 60 多次。我们对话、交流和沟通，讨论的是如何聚焦共识，扩大我们两国友好交流合作，讨论的是如何管控分歧，使分歧不影响中瑞友好合作。这是大使和贵国外交部的共同使命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这 60 多次见面中有的是应贵国外交部同事邀请，有的是我主动提出的，为的都是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、理解，促进两国关系。昨天我还应邀赴贵国外交部会见了瑞方同事，讨论明年如何发展双边关系，双方态度都是积极的，讨论的也是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。我们也希望同你和你的同事、瑞典各媒体朋友多见面、对话、沟通、交流。我们希望同瑞典社会各界的交流越多越好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。

　　记者：瑞典的 5G 建设排除了中国的华为和中兴，中方要求瑞典有关部门改变决定，但瑞方不会改变。大使先生怎么看？

　　桂大使：我已经多次向瑞方阐述了中方立场，中方希望瑞方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公正、公平、开放、透明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，就像中方为瑞典企业提供公正、公平、开放、透明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样。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以及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说华为构成了“安全威胁”，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事实根据。华为早就提出可以签署“无后门”协议，但瑞方对此没有回应。我们敦促瑞方立即纠正这个毫无根据的错误决定，不能口口声声讲民主、公正、法治，却把矛头只对准别人、不对准自己。中方一向基于市场开放原则和法治原则，对包括瑞典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经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，我们也希望瑞方把开放和法治原则落到实处，而不是当作口号来喊，而且只对着别人喊。中国人自古做事就遵循一个原则，要求别人做到的事，首先自己要做到。希望瑞典也是如此。

　　记者：虽然此案已经上诉到法院，但瑞典有关机构坚持原有立场。大使先生对瑞典官方，比如首相勒文想说什么？

（编辑：惠州站长网）

【声明】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，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站立场。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，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!